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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21 12:57:20| 字数 3,716| - 中国–上海–上海–徐汇区 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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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曾有个“小维也纳”http://www.lotour.com 2006-4-30 中国网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来了一批特殊的人——犹太难民。他们的人数约为2万,其中具有专业水平的就有300人之多。300：20000,这已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比例。难民们的居住条件是粗陋的,日常生活是窘迫的。但物质的匮乏压迫不了艺术的灵性。他们仍以超人的顽强苦心经营着艺术的氛围。
在难民的聚居区,曾有优雅的屋顶花园,地道的维也纳咖啡馆,欧洲原味的室内乐团,以及自己的
多彩夏季，快乐出游 把古老的长城留给子孙 乐途驴友五一出游特辑 聚焦国内知名企业 剧社、日报、足球队等等。这种文化生活的丰富浪漫,为难民聚居区赢得了这么一个名称——“小维也纳”。
今天当我们走进“小维也纳”的时候,发现它有点嘈杂,有点纷乱。这里的路都不宽,人很多,老旧的建筑大多没有得到妥善修葺,无奈地透着一种衰败相。不过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细致观察,透过不体面的外表,还是可以窥见当年“小维也纳”的那种浪漫、那种优雅。
屋顶花园的欧洲风情
眼下的霍山路(原惠山路)最多的是卖烤鱿鱼和朝鲜凉面的小摊。一幢通体乳白、不无奢华风味的西式老楼不合时宜地立在那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建筑正面的三大块窗饰,精雕细琢,这是一种优雅的欧洲风格,是有闲年代的产物,急躁的现代人是不会有这份闲心去经营这几分精致的。遗憾的是,现在有七八台空调像赘疣一样蛮横地附在上面,破坏了它的优雅。幌子上写的是中餐馆的名字。据摩西会堂的讲解员王发良老先生介绍,此楼原是东山大戏院。犹太难民来后租下了顶层,配上凉亭、餐座、红花绿草,脱胎成了体面的屋顶花园(Mascot Roof Garden),每到假日总是人头攒动,听得到难民们说着英语、德语、奥地利语……赶巧了,还有犹太音乐家捧场。四五人的小乐队,拉响的却是不打折扣的专业水准。
90年代回访上海的老音乐家列文斯基到了屋顶花园的原址,感慨颇多。他也是在这里演奏过的,哈,这还真是一场像模像样的音乐会。他说：“40年代来上海的犹太难民里有差不多300人有专业演奏家的水准。他们中的大部分来自维也纳,据我所知有至少3人在金色大厅表演过。”和列文斯基一样,这些音乐家来上海后多半扔下了自己的琴弓,转行去做咖啡店的服务生、舟山路上的理发师,甚至还有去当保镖的。“拉琴的机会还是有。犹太社团会请我们去难民所和嘉道理学校表演。印象最深的还是去Roof Garden,还没走上台就有掌声传过来。一看是在奥地利就认识的熟客。演得最多的是德彪西,难民们也听贝多芬,虽然他也是德国人。”
犹太人把欧洲的时尚也带到了上海。屋顶花园甚至还举办过一次上海小姐比美竞赛。屋顶花园的名气在那个时候到达了鼎盛。
Atlantic里的爱情
海门路(原茂海路)一幢很普通,甚至有些破旧的房子的屋檐上有一块很陈旧的招牌：Cafe Atlantic(大西洋咖啡馆),这是一个珍贵的遗迹,它是30年代犹太人开的咖啡馆,而且当时在这条街上像这样的咖啡馆、酒吧很多,都是犹太难民经营的,这是—条有着异域风味的时尚街。
也就在今年4月,在这幢楼前看到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他的鼻梁是坚挺的,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欧洲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今年已经90岁了,当年,他在海门路上住过。
通过一个特殊的途径,我们找到了这位老人,他马上就要结束上海的旅行,回德国去了。他说,30年代来上海时他才20多岁,年纪不大,但已是一个较有名气的哲学教授了,同胡塞尔共事过。他本来是准备去美国的,继续学术生涯,可因为同美方的学术机构没联系上,便来了上海。到了上海之后,他被迫放弃从容不迫的富裕生活。一个哲学教授能干什么？连擦皮鞋的活都不会干。好在他的音乐修养不错,每天晚上便去大西洋咖啡馆拉一阵小提琴挣点小费。他总是坐在角落里,桌上的一杯咖啡是老板赠送的,咖啡杯旁是一个空盘子,客人们高兴了便往盘子里扔几个硬币。然而,他的盘子里不会有很多的钱,犹太难民都不富裕。
有一天,他发了高烧,在家躺了几天,饿了几天,没办法,为了挣买面包的钱,他只能拖着病弱的身子再去“大西洋咖啡馆”,天下着雨,客人很少,他的盘子里只有零星的几枚硬币。他在椅子上昏睡了过去。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觉眼前有了3个油亮新鲜的面包,而且在他面前还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这是一个美丽的犹太姑娘。以后的几天,他的面前总会有面包和那双富有魅力的眼睛。后来,他才知道,姑娘就住在“大西洋”隔壁。她的母亲操持着一个面包店。
日久生情,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他们恋爱了、结婚了。虽然生活是艰辛的,但他们却感到很快乐,这是—种没有物质利益纠葛的纯粹的快乐。战争结束后,他们回到德国。
老人的妻子在20年前已经死去。这次他来上海就是为了重温那甜蜜而忧伤的梦。
唐山路818弄,犹太人的主场
如果把时间前推65年,在黄昏时分的唐山路818弄你很可能会看到三五个犹太男孩在弄堂口踢着足球。他们嬉笑着,用德语单词为进球欢呼。足球是当年犹太难民们最喜爱的运动。他们至少有3支球队,自己的球星,甚至还有自己的赞助商。当年小有名气的“巴塞罗纳队”与“上海犹太早报队”就是根据上海一家犹太咖啡馆和犹太报社来命名的。犹太联队甚至和当年的中国国家队较量过。犹太球员修伯斯坦对中国球王李惠堂的球技佩服有加,称其为“贝利之前的贝利”。修伯斯坦在上海踢球的近10年间,只击败过李惠堂一次,是以3：2小胜,且接下去的一场就被李惠堂以12：3的比分扳回。
唐山路818弄是犹太聚居点内最大的一个犹太社区,修伯斯坦当年就和其他数百名犹太难民一起生活在此。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或许在足球中才可以找回片刻的快乐。
弄堂出来的财政部长
舟山路一侧现已成了历史风貌保护区。这些3层建筑的光顶略显出哥特式的风味,红砖拱圈与雕花柱头说明这楼并非草草的急就章。可惜的是,房屋的住家们反无这份优雅与从容。战争年代一幢楼里要挤五六个犹太家庭,常常是一家老小济济一堂,烧饭用煤球炉,想洗澡得去街角的老虎灶买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话放在犹太人身上也是应验的。一个住在舟山路59号的犹太男孩从小就学会一分钱掰成两半使。战争结束后,他去了美国。到了70年代,成为卡特总统的得力助手——美国财政部长.
小男孩名叫布鲁门撒尔,就任部长后他4次回访中国。他说：“在犹太史书里,‘上海’一词将永远有一席之地。”据说他曾慷慨许诺要投资建设他的第二故乡。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没有什么结果。
石库门里的音乐教授
长阳路(原华德路)24弄,一排低矮的石库门房子。拥挤,压抑,墙板单薄。奥地利的小提琴家维腾贝格离开了他在维也纳郊外的别墅后就住到了这里。以教授小提琴、钢琴演奏为生。一个音乐家沦落至此,实在令人感叹。如果学生在隔离区之外,维腾贝格就得先从日本人合屋那里弄到通行证,然后带着一只面包去教琴。
他既教小提琴也教钢琴,学生中有不少是中国人,其中就包括“先施”公司老板郭琳爽的公子和千金。有一次维腾伯格病倒在家,郭家闻讯后,立刻送钱去救急。
二战结束后,难民们大多去了美国、以色列,维腾伯格却执意留在他长阳路24弄的小屋里。解放后,维腾伯格被聘为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结结实实地带出了—拨学生。
1951年夏季的某一天,维腾伯格的上海邻居发现他倒在闷热的小屋里,琴弓仍握在手,琴架则被碰倒,乐谱撒落一地。他死了。
背景资料
摩西会堂旧址,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摩西会堂旧址) ：长阳路上的3层红砖房,门窗上饰有传统式样的拱圈,大门上方则是犹太教的标志——“卫星”。整体风格朴素稳重。会堂于1927年完工。本是私宅,不久后由俄罗斯犹太人改建为犹太教会堂。与当时的其它6所会堂一起,成为上海犹太人每周祈祷所在。解放后辗转做过帽厂、药广以及精神病防治中心。1992年旧话重提,改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开放至今。
会堂底楼设祈祷大厅,曾配有“塔木德”经书的约柜朝向耶路撒冷,黑衣黑袍的大胡子拉比宣讲教义。
二楼与大厅相通,环绕着十圈“Gallery”,类似电影院里的两层包厢,专为犹太小姐、女士们准备,以同正厅里的男同胞们保持距离。
三楼是会堂人员的办公室,也曾辟作难民子弟的小教室。间或有犹太婚礼在此举行,肃穆的仪式之后,可上舟山路的维也纳咖啡馆说笑,虽是战时,却也其乐融融。
再往上有11余平米的阁楼。当年却住着一个5口之家：3个犹太小男孩,每天用煤球炉做饭的母亲,以及在会堂里做杂役的父亲。上个月,小男孩之一从以色列回摩西会堂。小男孩现在70岁,在车行管着500辆出租车。
广播：除了现场的音乐演奏,难民们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1939年5月2日,难民们的XMHA电台开播,播出节目包括：古典音乐,爵士音乐,医疗讲座,以及为东欧难民准备的意第绪语讲演、新闻。
剧团：意第绪语剧团在1941年开始上演,至1943年中期停止演出。演员们需要领到通行证才能到隔离区外演出。剧团最受欢迎的剧目包括：戈登的《未来的辛福》,《卖牛奶的台维》。
维也纳鞋店：维也纳鞋店位于舟山路、霍山路口,由奥地利难民集资创办。紧跟欧洲时尚,制作出上海最为时髦的女式皮鞋。由于价格昂贵,当时的难民女孩只能作Window Shopping,常客倒是同样爱好时髦的日本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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