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寄居老人的故事——寄儿篱下的悲欣与亲情间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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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寄居老人的故事——寄儿篱下的悲欣与亲情间的博弈
□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曹红蓓

　　古诗说“少小离家老大回”，然而在时下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却在“老大”之年离家，只因为子女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呼唤。随着青壮年外来精英对一座座大城市的占领，他们的父母们也相继离开了原居住地，跟随子女迁移到大城市中，成了“寄居老人”。

　　这些老人把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和小量的财产留在了计划时代的老单位和老街巷，然后顶满头银发，牵着孩子们的衣襟，突然切进市场时代的崭新都市。在寂寞还是繁华、享福还是受罪诸如此类迎面而来的迷惑之中，别扭、彷徨、调整、或者随遇而安。

　　寄“儿”篱下的悲欣交响

　　年轻人想的是做这城市的主人，而迁居异地城市的老人们想得更多的，是还能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惊蛰时分，家住北京城北天通苑社区的IT从业者楼必成准备开始完成一桩缘起于上个春天的未竟心愿——给外地来的父母们组织同乡会。

　　2005年春节，楼必成在天通苑社区论坛上提议，给现住天通苑的外地来的父母们成立同乡会，一时间应者云集。东北同乡会是第一个行动的。约好了某日聚餐，子女们很积极，有十几个报名，谁知到了聚餐当天，九成父母打了退堂鼓。“可能那时天气不好，而且，父母们比我们还要害羞。”楼必成这样总结。他表示，今年等天气暖和了，一定要重新做这件事。

　　楼必成对这次的活动有信心：“天通苑人口基数足够大，规划30万人口，已入住十五六万，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外地人。由于大批入住的业主是在2003、2004年，缓了一年多后，买房时带来的经济压力已经少多了；加上一些民众认为选择这两年的农历属相会给孩子带来一生的好运，天通苑正在迎来生孩子的高峰期。”

　　由此，很多业主的外地父母都来帮忙照看孩子，他们的区域分布很明显，集中在东北、山东、湖南、四川、江西、山西等籍。”

　　在北京，很多新兴社区，特别是世纪城、天通苑、回龙观、望京等数万人以上的大型社区中，因为业主多为外地留京者，随着他们的居住日渐稳定，老家父母的到来，早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因而老人们的大烦恼和小快乐，也开始在社区里公开地弥漫。

　　“他们的精神需求，子女们一定会关注的。”楼必成坚信。

　　若失若忘

　　在北京城西的这个小区里，孩子们都叫他杜爷爷。杜爷爷退休前是江西某建筑设计院的党委书记。他有四个孩子：大儿子大女儿在国外，其他两个孩子都在北京。

　　小儿媳妇早逝，杜爷爷退休后，就跟老伴住到小儿子家，帮助照看孙女。在江西，杜作为退休书记受人尊敬，生活被单位照顾得挺好。但一到了北京就成了没人理的平头老百姓，跟单位的关系，仅止于弄点医药费寄过去寄过来。去年，杜悄然病逝，老伴仍旧住在小儿子租来的房子里，继续照看孙女。

　　一般老人退休后，生活圈子急剧压缩，本身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如果此时还要迁移到另一空间，对老人来说，那些曾经重要的人生印记就变得更加模糊而令人怀疑。李仁老人曾是山西某市的干部，家里有一套大三居，收拾得干净整齐。刚来北京的时候，他心里惦记着，总想着抽时间回去看看那个屋子。“原来觉得那可是个家呢，现在看那算个啥呢。”李说。

　　李仁刚刚在北京度过了第8个清静的春节。以前在山西，过年的时候每天都要早起，迎来送往忙不断，“水都不知道要烧多少壶”，现在这样的场景对他来说已是恍若隔世。“现在好些，安静。”话虽这么说，但是碰到有什么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几十年不联系的同学的孩子从山西来到北京，他都会热情洋溢地邀请人家到家里住，还亲自跑到北京站去接。

　　离开了家的老人总是有更充裕的时间品尝寂寞。

　　杜玉兰老人的家在新疆某生产建设兵团，杜已年过70，平时在新疆跟大儿子住。前几年，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买了房子，就把老太太接来北京同住。女儿们上班以后，杜玉兰大部分时候就是一个人在家打打电玩。

　　其实杜并非没有新的交往，“有其他的外地老太太，但虽然在外面混熟了，又不能贸然去敲人家门。”为什么呢？杜告诉记者，以前她曾去“敲过一个东北老太太家的门”，约她一起去香山。临出门时，东北老太太的儿子特别叮嘱妈妈：“你不要被人骗了。”

　　杜老太太来北京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为了督促两个女儿结婚，可平时和女儿们就这个问题交流的机会总是很少。有一次小女儿的一个好朋友来了，恰好她特别有耐心陪老人说话，杜老太太就拉着她的手打听女儿感情方面的事，一直聊个不停。

　　继续生长的权利和快乐

　　“妈妈经常跟我抱怨说在这儿住着跟坐牢一样，但我觉得她真回去后，还是挺怀念这段日子的。”杜玉兰的女儿对本刊说：“有一次我在电话里一提说和朋友去了什么地方，我妈马上说，‘我知道，就在东三环那边。’有的时候她还会津津有味地比较北京和新疆的鸡蛋价格。”

　　“老太太很聪明的。我们搬过几次家，每到一个新地方，她都把周围的环境摸得很熟，这里有个店，那里有个市场，而有时我们都不清楚。”在北京的时候，杜玉兰还每天看《新京报》，也留心社区墙上的标语。

　　去年第二次到北京来的时候，来接机的女儿们走错了航站楼，老太太一看二看人不来，却看见了机场派出所的牌子。她立马想起在北京时记熟的“有困难，找民警”的宣传语，拿出自己的小通讯本找民警求助，顺利地和女儿们取得了联系。

　　作为这个城市的寄居者，老人们在灯火阑珊处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融入，在融入的过程中，也重拾了继续“成长”的权利和快乐。

　　李仁的儿子对本刊讲了老爸来京后的几个有趣的变化：“比如，刚来北京的时候，家里的电视频道随时都被老爸定在山西台，几年后的现在，已经基本不看山西台了。”对此，李仁解释道：“山西台调调落后，说的是老生常谈，还总比人家慢半拍。”

　　现在上网成了李仁的主要消息来源。李仁到北京以后开始触网，最开始是玩台湾麻将，第二年迷上了新浪，接着学会用Google查东西，去年开始用MSN和国外的二女儿视频聊天，今年学会了拼音输入法。起初打一句话的工夫，MSN那边的孩子能洗一只袜子，现在已经可以连续敲字对话了。

　　有一次李仁回了趟山西，返回北京后，跟儿子说：“回去一看，发现人们土得不行，素质可低呢。”究竟怎么个低法呢？李仁解释说：“一边走一边剥葱，葱皮扔一地。还有，站在楼底下哇哇地聊天声很大，我不想听也听见了。”

　　“消息灵通”，是北京让李仁最看重的优点。

　　虽然现在周围的邻居“住了几年也不知道谁是谁”，但他已经开始觉得，以前被他引为主要信息途径的熟人聊天并非不可取代，“那时聊天的主要内容也无非是勾心斗角，家长里短，或者从外面一些媒体里得来的次一级的信息，没有多少含金量。”

　　“北京的文体活动多”，是让李仁喜爱的另一原因。因为要照顾卧病的老伴，李仁不能经常下楼，足不出户的他就在阳台架个望远镜，看人们在小区的“空中花园”踢足球，或进行各种文艺活动。除此之外，“亲眼看姜昆说相声”“听山西民歌演唱会”“在商店买豆腐碰见傅彪”等都被他归入此列。

　　有一次电视里正在播报关于北京绿卡的政策，李仁笑呵呵地对儿子说：“我是不是可以申请北京绿卡了？长期居住几年以上，有稳定收入，我都满足啊！”

　　当记者问李仁是否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只要素质高，就不会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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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情的博弈

　　1998年，李仁的老伴突然病倒在北京，从那以后，李仁寸步不离陪侍左右。目前李仁和老伴、保姆居住在儿子给买的房子里，在北京的8年时间，李仁在变，而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在1998年以前，李仁的儿子李培轩和所有在外工作的孩子一样，每年只是回老家几天，定期给家里打打电话。

　　虽然那时候他已婚，并有自己的企业，但在家里仍然仅仅就是小儿子而已。“那时候爸爸好像国王，恩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圈子，在圈子里你可以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绝对不能出圈。”李培轩说，比如1997年回家时，12点以后睡觉还是不被允许的。

　　从全家人为了妈妈的病搏斗的那一天起，微妙的变化就开始了。虽然李培轩知道自己已经无意中围绕妈妈的病做了很多决策，但并未留意爸爸的反应。直到有一次，李的大姐悄悄跟他说，“你知道吗，咱爸给你打电话之前可要犹豫半天呢。”其实当时李仁只是找儿子借车，却担心儿子会不会给他这个面子。李培轩这才突然意识到变化的发生。

　　李仁留居北京之后，爷俩深入交流的机会就多了起来。1999年的一天，在天南海北聊了一通后，李仁由衷地对儿子说：“还是你强啊！”那以后，李仁对儿子的事业和为人处事最多只是提醒，再不试图安排了。

　　刘茹化老太太退休前是天津某高校教师，十年来一直在国外的儿子和北京的女儿之间游走，有丰富的寄居经验。即便如此，说到跟孩子的相处，她的烦恼也不少。

　　刘大妈性格开朗，快言快语，走到哪都有不少朋友，加之她的教师身份，使得她在一群外地老太太中受到额外的拥戴。回到老家，在儿女那里学到的电脑操作、时尚电子消费品的使用、滑雪等本事又让老同事老街坊们艳羡不已。

　　大概正因为在老年人堆里受到尊重，这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带到家里时，反而和孩子们产生了矛盾。在家里，刘大妈爱和孩子们争辩，可又辩不过他们，自己白白生些闲气。有一次为一个无聊问题争到面红耳赤，女儿竟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扔出一句话：“妈我觉得你智商是负的。”这样无谓的争论多了，刘大妈也感觉自己真的好像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似乎一张嘴就是错。她也想跟别的老人那样噤若寒蝉，又觉憋得难受。渐渐地，她学会了架照吵，气少生。女儿再提“负智商”论的时候，她也会戏谑着抗议：“骂吧，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也这么骂你们，为我报仇！”

　　刘大妈从不觉得“儿女的就是我的”，她把和孩子们住的日子形容为寄“儿”篱下。

　　她会趁孩子们不在的时候，把老年朋友带到家里，一起K歌，但如果孩子在就不敢了。曾有一次一个老太太敲门到家里来坐，女婿见了不喜欢，让丈母娘以后别带这样的人来家里。刘大妈向女儿告女婿的黑状，没想女儿也说那老太太看上去“气质不佳”，还告诫妈妈“交友要谨慎”。

　　父母会跟孩子攀比财产吗？不一定。但与孩子财产对比引起的不平衡感是会出现的。

　　刘大妈这几年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再弄个大房子。在她看来，女儿住的楼已经不错，国外儿子的家更像宫殿一样，相比之下，自己住的地方简直就是贫民窟。学校已经有好几次调大房子的机会，可她一直意兴阑珊。

　　当年刚迁进这小三居的时候，还觉得工作了一辈子，只有这房子是可以传后的，现在想即使调一个大点的，孩子们也不一定看得上。

　　“有一次一个大妈跟我抱怨说她几个孩子下岗，周末都得上她那蹭饭。她羡慕我：‘你多幸福啊，孩子们从来不找你要钱！’其实我倒宁愿自己苦着点，能分点退休金给儿女们。”刘大妈说，她需要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村里爹妈进了城

　　对村里来的爹妈而言，城市有点凶猛

　　这个城市里有很多梦想，“先在城里站住脚，再把爹妈接过来享福”，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于是，在许多“高尚社区”的耀眼门庭里面，住着光鲜的男女主人，和他们刚刚从小城镇、大农村出来的羞涩的爹妈。

　　王淼是北京一家电信公司的高级白领，丈夫做物资生意，经常在外地跑。丈夫很孝顺，几年前他们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就曾把四川万州老家的爹妈——王淼的公婆接过来住了一段时间。前年他们迁往第二套房子，为照顾怀孕的王淼，爹妈再度出山，充实进了这幢面积200多平米的公寓。

　　老人负责做饭采买。刚来时，买蔬菜副食总是习惯挑质次价廉的，结果买了一堆“烂”东西回来，为这个王淼没少“教育”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后，王淼发现，爸爸买的东西似乎越来越让人看得上眼了，有一次忍不住称赞了爸爸几句，爸爸听了特得意地说：“我逛了好几家呢，这个保证是最贵的！”

　　穿衣也有这问题。王淼说，起初丈夫看爸妈穿得土，想全家一起在外边吃个饭都觉得带不出去，于是就把他们拉到商场里花1000多元挑了两套行头，这比在老家五年的购置衣服钱都多。这一下，“他们脑袋里的价格体系完全乱了，不知什么东西该花多少钱。”王淼两口子是鼓励老人自己去消费的，可当老人们一次次地向她展示花了很多冤枉钱买的没什么用的东西时，王淼只有苦笑。

　　王淼家住的是欧式公寓，门铃、猫眼、灶台都高，妈妈个子矮够不着，猫眼看不见，做饭胳膊酸，妈妈也不敢抱怨，只说：“我以前都不知道城里人有多高哩！”

　　爸爸在四川老家时整天跟人打牌下棋，来了这儿没人玩了，很郁闷。他曾试着和农贸市场卖菜的打牌，被儿子严格制止。“以前在老家，谁家来一个生人，全村人都知道。所以他们刚来这边时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王淼说。农村闲来爱聚拢吹牛，爸爸起初经常跟小区外边那些卖烟卖瓜子的吹牛，说我儿子住在什么小区，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有一次张淼把车停在菜场附近买菜，爸爸对卖烟的小贩说：“你看这就是我们家的车！”王淼当即吓得脸白：“我爱人正在外地，家里就一个孕妇俩老人。万一被坏人盯上了，多可怕的事！后来我们就老吓他，吓得我公公后来大白天在家里又插门又锁窗户，又警惕过分了！”

　　爸爸的警惕很快延伸到健康领域。当他从电视上、孩子们的议论中知道了大城市的环境污染何其严重，食品安全何其脆弱时，便开始近乎神经质地自我保护，这也不吃，那也不做。“电视上说不让如何如何”，或者“医生说不让我怎样怎样”一度成了爸爸的口头禅。

　　知道爸爸妈妈平时闷，王淼想着法子让他们开心。可是很快发现这事很难。他们带老人下馆子，吃涮羊肉、烤鸭、大鲍翅，可他们吃了一辈子川味，对其他味道一概不感冒。菜上来有时一口都不吃，让孩子们很尴尬。

　　老人们也懒得逛公园：历史古迹他们不明个中趣味，北京的自然风景，在两位老人眼里，远比不上四川老家村后的小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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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生子女的守护天使

　　第一代独生子女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他们决定留在城市里不回去，很可能的，后面还会跟来两个到四个守护天使

　　作家三毛说，每个人打出生起都会有两个天使在守护。父亲和母亲，就是我们的守护天使。

　　在城市寄居老人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经济殷实，至少比孩子有钱；50多岁，身体强健，是典型的年轻老年人。他们是第一代独生孩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孩子始终是家庭的中心，孩子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王金荣和丈夫孙泰山今年都是55岁，他们是大庆油田的退休职工。2001年，他们的独生女儿小彤大学毕业，一人来到北京工作。头两年小彤住在奶奶家里，王金荣和孙泰山每年到北京看女儿一次。2003年，小彤工作上遇到不顺利，哭着给妈妈打电话说要辞职。第二天，夫妻二人就从老家赶来女儿身边安慰。因为奶奶家拆迁，当时小彤已经搬出来独住。女儿的状况让他们担忧。2004年，夫妻两人都退休了，就搬来北京专门陪伴女儿，照顾女儿生活。当年7月，他们花30万元在北京给女儿买了一处期房。这样的一家人，会有怎样的心声呢？守护天使的守护，是否值得？

　　小彤：爸妈刚来时我们还住在筒子楼，十几平米小屋住仨人，前两个月觉得特别扭。上大学时起我就有自己的空间，什么时候叠被，什么时候刷碗，我自己会料理。爸妈一来，我的节奏全乱了，找东西经常找不着。以前一周左右大扫除一次就行，他们来了人多就容易脏。那时候我们的门是明锁，爸开了门，爱把锁斜挂着，总磕那门边儿，光这事儿就通过我妈说了他好几次。

　　等我们仨人互相适应了，我开始担心他们融不进大城市，结果发现他们很强，反正我从没听他们说过“没意思”。我妈刚来时看街上人多，不敢上路骑车，现在每天早上跟我爸一起骑着车去社区唱歌，有时还在后衣架上带着我。我爸吹笛子，我就到处给他买笛子，买了好几种让他挑。

　　以前我吃饭瞎凑合，晚上回来也不开火，就吃俩桃或俩苹果。2003年他们来过一次，走时我爸给我写了一个字条：换煤气罐要打什么电话，找谁换。结果直到他们2004年再来，我这一罐气也没用完。现在我的家庭生活有规律了。晚上我妈煮枣水，嘱咐我早上上班带着。有时他们还陪我一起到班车站，我很幸福。开班车的李师傅还以为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呢。

　　我知道爸妈买房子是为了在这个城市里给我安全感，而我让他们看着我成长，在工作上取得成绩，看着我用劳动所得来支付家里的日常开销，他们也会有安全感。

　　我们是互动的，他们在生活上照顾我，帮我打点日常杂事；我接触外界多，每天带来新的精神食粮给他们。

　　其实对我来说，他们的照顾不是必须的，但使我的生活更有情趣，生活质量和安全感的提高。有他们在家，我晚上走在家附近的黑胡同里都不害怕，工作心态也更从容。

　　王金荣：有人说我们太宠孩子，我不这么看。想想自己插队时，那么想家可是条件不允许团聚，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利用呢？

　　小彤高中时就住校，毕竟十几年不住一起，刚过来的时候和闺女也经常有冲突。有时为一点琐碎小事，高一声低一声地，心理挺不舒服。

　　在北京我不觉得闷，我们是上山下乡过来的，适应能力都还可以。女儿带我去首体看过滑冰，到长安大戏院看过话剧。那种文化氛围大庆没有啊！我们三口人还经常上新世界逛，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喜欢生活在大城市。

　　寄居老人要过三关

　　老人、子女、社区，无论由谁开始，必须有人来启动这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

　　年老者的迁移和寄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可能太顺利。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老年心理学专家、教授杜鹏认为，寄居老人要通过三关的考验，才能在新的土壤里继续悠然生长：新的人际网络的建立、子女相处及空间环境适应。

　　在杜鹏看来，当一个老人因为某种原因发生地理迁移，不管是迁移到国内其他城市、迁移到国外，还是仅仅从一个城市中的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只要是离开了原来的老街坊，都应被视为一个老人重新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花大力气建立新的有效的人际网络，否则老人的活力将迅速地不可避免地枯萎，从而使他们的新生活变得无法忍受。

　　同时，由于寄居在子女家里，当老人和子女的交往方式变得频繁而密切，老人将被迫立刻投入到原先可能还若即若离的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上，父母的权威来自于对家庭财产的控制。当老家的土地、房屋等财产的价值下降，而父母的城市生活只能依赖于子女的时候，传统权威的物质基础就遭到瓦解。父母们常常绝望地发现，一些他们过去十分珍视的东西和财产，在孩子眼中一钱不值。瓦解了传统权威又寄居于孩子家中的父母，虽然可能是由子女的邀请而前往，却也难免落到处处看子女眼色行事的地步。

　　杜鹏认为，既然老人的迁移注定是一个重新社会化的过程，此时老人、子女、社区，无论是谁先开始，必须有人来启动这一过程。在这方面，刘茹化老人是个典范。她是一个走到哪儿，就把朋友培养到哪儿的老太太。她的杀手锏是“太极外交”。每到一个新地方，她都靠精湛的太极拳和剑，首先吸引了一干热衷于太极健身的老年朋友，并赢得尊重。她最喜欢和同样跟随子女来到社区的外地老人相处，但也并不排斥和本地居民搞好关系。“孩子没时间，我就替他们做做公关。”因此，刘大妈不仅在居民里朋友多，和社区服务机构、保安、物业等都相处得很好。无论是美国、北京还是天津，她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会热切地招呼她“回来啦！”

　　这些年，寄居老人的子女对父母重新社会化的启动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天通苑的业主们给父母做同乡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有的子女鼓励父母去参加社区活动，给他们买公园和博物馆的年票，鼓励他们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等，都可能引发这种启动。

　　海淀区富润家园的居民委员会书记陈桂英告诉本刊，因为社区登记的居民中在职人员多，老年人少，使得习惯从老年开始工作的她们一时不知从何下手。后来发现其实小区中的外地老年人很多，就充满信心地组织起老年协会，建立了合唱、舞蹈、太极拳、乒乓球、书画、编织等多个兴趣小组，100多个老人参加，很多外来老人成了活动骨干。一个个兴趣小组，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个老年人谈心的集体，新的人际网络也由此建立。

　　在寄居老人现代化的问题上，杜鹏指出，除了个别情况，老人传统权威的丧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想法，孩子们往往没有顾及到，这就会加重老人的失落感。“孩子们即使是自己有道理，也不要颐指气使，要知道，老人很敏感。”

　　至于环境的适应，老人自身对新鲜事物有追求是很重要的一点，而这需要一种必备的文化素养，文化素养较低的父母较难做到。

　　杜鹏介绍，大城市中出现的寄居老人，算是异地养老的一种。旧说：“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这些人中日后有多少会真正留下来还说不定，但无论他们在异乡的城市里呆多久，他们精神的自由和幸福的权利都值得人们关注。

□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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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试太长了 回了再看  这题目必须得看 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