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南方周末：邓小平逝世十周年

黄河水

（一）

十年前，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本报记者 张 悦 赵 蕾

　　“65329999”。

　　1997年2月19日晚11时许，路透社驻中国首席记者马珍的传呼机显示出这串数字。这是让马珍心跳加速的数字。它蕴藏着一个秘密。

　　对新闻记者来说，这个传呼极端重要，其含义是“邓小平去世”，只有发信息的“知情人士”和马珍两人知道。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另一串数字出现在传呼机上——来自另一位知情人士，含义依然是“邓小平逝世”。

　　“只有我们知道打传呼的人是谁，他们彼此也不认识。”马珍的同事林洸耀说，他立即回电话核实消息。

　　与此同时，马珍的电话响了，来电者是位高级别官员，说话简单而含蓄：“别睡觉了，今晚要出大事。”

　　从三个不同渠道的消息，印证了一个当年全世界最重大的新闻。

　　最后时刻

　　1996年12月12日，邓小平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对这位生活规律的老人来说，这样的例外绝少发生。

　　虽然也有先例，比如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但保健医生发现这次情况不妙。老人咳嗽不止，不能畅快呼吸，不能下咽食物。身边的医生已不能应付局面，只好把邓小平送进医院。

　　让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副主任刘金田至今仍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参与创作的系列纪录片《邓小平》成为老人有生之年看到的最后一部电视片。

　　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元旦那天，下了雪，老人躺在沙发上看完《新闻联播》后，仍有兴致地欣赏其后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随身医护人员黄琳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话一句句重复出来，黄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绽出一丝羞涩。

　　“那部片子我参与了创作，话语非常平实，小平同志是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也不试图神化他，但小平同志仍然对我们偶尔描述他功绩的句子感到不好意思。”刘金田说。

　　中南海里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在这个时候依然忙于国务——1月，总理李鹏去了辽宁，政协主席李瑞环去了海南，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去了江苏和上海，副总理朱镕基去了重庆，常委胡锦涛也按计划出访南美三国。

　　这时正是新年和春节之交，一年之计在于春，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务繁忙。这期间，政治局委员们接到通报说小平同志病情稳定，不会有什么大事，大家有事可以去办了。

　　春节前夕，邓小平没有回家过年，但他仍然可以在医院会见前来看望的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

　　当时的新闻报道说，在谈话中，邓小平请江泽民等转达他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当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两件大事办好。

　　进入2月，人们敏感地注意到，那些已经出京的领导人，全都缩短行程，匆匆赶回京城。

　　一位当时的部级官员告诉本报记者，他很早就接到中央通知，说小平同志快不行了，这段时间要待在北京。

　　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刘金田接到上级电话，“说小平同志不行了，要求我立即回京。”接到电话的还有刘的其他同事。几天时间内，他们完成了《悼词》、《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邓小平伟大光辉的一生》三个文件。

　　老人从早到晚陷入疾病的折磨中。黄琳曾见过这样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会呻吟，有些人会叫喊，可“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

　　专家说：“他的心脏并没有什么厉害的病，肝脏也好，也没有糖尿病，就是后来神经系统不太好。由于帕金森病影响他咳嗽，影响他吃东西，后来只能吞咽，也影响他活动。他患帕金森症的时间也长，治了十几年，到后来情况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呼吸的问题了。”

　　采访过多位邓小平医生的研究者余玮说，那些医护人员便是小平临终时刻的见证者，他们所见证的是一个平民化的小平。

　　据透露，小平病重期间，他的家属与他一样，一点特殊要求都没有，不干涉医护小组的方案，小组完全自己做主。当然，每一套方案实施前，医疗组还是要请家属签字，家属只是履行手续，对医疗组特别信任、放心。

　　医护人员看到邓小平痛苦的样子特别难受，脸上难免露出愁容，老人会说那么发愁干嘛，高兴起来。

　　1997年2月19日傍晚6点多，邓小平的病情出现异常。老人的呼吸功能已衰竭，只能借助机器来呼吸。

　　邓小平夫人卓琳带着全家人向他告别。四天以前，她就写信给中央，转告“邓小平的嘱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眼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

　　医生傅春恩说：“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这之前，发生过几次病情变化，都抢救过来了。这一次，我们同样进行全力抢救。”

　　到晚上9点08分，当医疗组认定已回天无术时，医疗组组长、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陶寿淇与301医院副院长牟善初正式宣布‘停止抢救’”。眼睁睁地看到一直与自己形影不离的首长离开这个世界，在场的医护人员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这个晚上，恒温病房内依旧温暖如春，窗外的冰雪却是一派北国气象，老人在这里走完他最后的历程。

　　平静告别

　　当一辆饰有黄黑两色绸带的白色灵车开上长安街时，尽管从位于五棵松的301医院到八宝山只有2500米，但挤满了首都各界人士和从各地赶来的10多万人民群众。

　　有几个年轻人竖起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再道一声：小平您好。”很多人想起了1976年的1月15日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动人情景。

　　“跟当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感觉和情绪有一些相似，很悲痛。”时任***副部长的刘忠德回忆说。

　　事实上，当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0天之后，1月19日，邓小平的大头像首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色调极为暗淡。封面左下角注明：“周恩来的继承人：邓小平”。

　　1997年3月3日，《时代》创刊74周年之际，邓小平第8次登上它的封面，只是，这次他看不见一个轮回后外界对后来者的期盼：《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

　　3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告读者信》中称，能够两次当选该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只有丘吉尔、艾森豪威尔等少数几位世界领导人，小平就位列其中。

　　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及其追悼活动往往超越一个人的逝世本身，这种“超越”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比如周恩来和胡耀邦逝世后的情形。

　　这样的时刻往往敏感而揪心。

　　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将邓小平的去世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联系在一起。

　　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其形式级别和毛泽东主席同格。但没有像1976年那样发布《全国各地举行追悼仪式的通知》、《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予陆海空3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和《中央委员会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紧急电报》等文件。

　　一位新华社资深记者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我下楼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小平走了。’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多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当年毛泽东逝世时的情景，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和21年前9月9日相重复的痕迹。”

　　20日凌晨4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第一时间上街采访，其时只有农贸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忙于买卖的人们从记者口中得知这一不幸，一位卖菜的农村妇女用纯朴的语言反映出人们对邓小平的感情：“要不是小平?俺们现在哪能卖菜挣钱哪?”

　　记者继而问她：“那你担心不担心邓小平逝世会影响现在的政策呢﹖”

　　“我不担心，改革开放都快二十年了?变不回去了?要变也是往好了变?你说呢﹖”

　　在广东深圳深南大道上邓小平的巨幅照片前，很多市民、企业人士自发地献花圈、默哀，悼念邓小平，一时比较拥堵。

　　深圳市GA局因此开了一个维持悼念现场秩序的会，当时的GA局长在会上说，我们讲清楚了，这是悼念小平同志的活动，是群众自发的，民警维持秩序的时候一定要以礼相待。

　　刘忠德回忆说，当时中央的意思是，小平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力推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当时也有种种担心，但最终能实现平稳过渡，在我看来，说明大多数老百姓还是赞成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我认为最重要”。

　　平稳过渡，不留遗言

　　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邓小平逝世后，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过渡危机”。实际上，邓小平主动从政治舞台淡出以后，很平稳地完成了新老交替。

　　他相信已完成第二代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的承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小平去世后的几天，中央电视台多次在节目中播放邓小平肯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镜头。

　　和毛泽东离世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这是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时，经常提及的，而这正是他自己的希望，也是他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邓小平生前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１9”距香港回归日只剩131天。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20日早上悲痛地表示，“一国两制”概念创造者无法亲眼目睹香港回归，感到十分难过及悲痛。

　　同样在这天，《大公报》一记者匆匆从深圳赶回香港，他在中环地铁站做了随机采访。采访了大约100个人。

　　采访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你知道今天中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吗？二、你认为邓小平的逝世对中国大陆或香港未来走向影响大不大？三、你觉得邓的逝世会影响香港回归吗？

　　采访结果，百分之八十六的人知道邓小平去世；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大事，但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大陆或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多数人也不认为会影响香港回归。

　　刘金田透露，小平在最后的日子里思维清晰，但他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段时间，老人有时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

　　黄琳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琳这样想。

　　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只是淡淡地说：“该说的都说过了。”

　　“南方讲话就是邓小平最后的政治嘱托。大局已定之后，他就不再过问什么了。”刘金田说。

　　全球吊唁

　　邓小平是20世纪后期，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几个人物之一，世界各国领导人，无论其处于何种集团或者属于何种意识形态，对他逝世的反映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同马萨诸塞州的政界领导人，在东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到邓逝世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

　　1989年5月曾访华的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于当地时间19日晚，在莫斯科发表悼念谈话。他认为，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之父”。

　　法国总统希拉克称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金正日则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认为邓小平“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宝贵贡献”。

　　早些时候，英国首相梅杰发表讲话，其中强调“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开放邓小平灵堂，许多香港市民自发排成队，等待着送花圈和吊唁。

　　当时在北京发生的某国领导人叛逃事件也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各国媒体不得不作出选择，是继续捕捉新闻最新动向还是转移人力投入邓小平逝世的报道。

　　马珍试探性地将这个选择难题抛给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方答复是：“你们先报道邓小平逝世的新闻吧。”于是，路透社最先撤去了在某国使馆门前24小时蹲点的记者。

　　似乎是作为印证，某国官员20日说，关于该事件的谈判因邓小平的逝世而暂停。这位官员认为，中国和该国有着一样的传统，就是不要在人家办丧事时去打搅。

　　邓小平逝世时只是一位普通中国公民，退休后，他惟一的头衔是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国际很多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情况。

　　没有元宵的元宵节

　　在人们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没有元宵的元宵节。在很多地方，那年没有人挂红灯笼，也没有人放焰火。

　　各地电视台停放了之前热播的《蜀山奇侠传》等电视剧，转而播放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

　　在刚刚兴起的海外中文论坛上，有人用惠特曼写给遇刺的林肯的诗缅怀改革开放的“船长”邓小平——

　　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险恶的航程已经告终，

　　我们的船安渡过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手中。

　　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

　　……

　　可是，心啊！心啊！心啊！

　　哦，殷红的血滴流泻，

　　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已倒下，已死去，已冷却。

　　同样在这个10年前的春节，《东方时空》的编导林芳棋(化名)正在离昆明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子等待元宵节，那里有十几个六七十岁的小脚老奶奶，舞着一条乌黑的龙。

　　有一天，拍摄间隙，她和同事坐在屋外晒太阳。村里的大喇叭突然飘出了哀乐，同事说：是不是小平不行了？赶去村委会问，果然是。同事又说了：这片子不成了，估计元宵不会办灯会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又对了。

　　老太太们也知道消息了，竟眼含泪花。她们说：感谢毛主席，因为他们解放了妇女，不用裹小脚了；感谢邓主席，因为他让我们穿上了毛涤卡。

　　林芳棋准备放弃预定的元宵拍摄计划打道回府，老太太忽然问：可不可以用送村里老人的方式送邓大人一程。这是她们自己的方式，每逢村里红白喜事，都要请老太太们舞龙助兴。

　　元宵节那天，家家户户在自己门前的泥土地上插上当地特产的一米长的大香，老太太们穿着蓝色的半长褂，她们的小脚踩着玲珑的绣花鞋，在袅袅香烟中，一条乌黑的龙在金色的云上凌空高蹈，一群村里的孩子在后头跟着撒欢……

　　“历史和政治其实离百姓很近，这是我以前完全不懂的道理。”林芳棋说。

　　“老太太可能不知道何谓历史观、谓政治，但她们心明眼亮，就算居住偏远，历史和政治在她们心里和家里的账本一样清楚。”

　　林芳棋后来和她的同事调整拍摄计划，这个节目和胡锦涛陪同小平家属撒骨灰的片断在同一天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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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

（二）
耄耋之年再变法

　　1992年元月2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参加了“运筹与健康”杯老同志桥牌比赛。这个比赛是由他本人在1984年发起的。比赛结束时他获得了冠军，并被授予“桥牌大师”的称号。在职业桥牌的全部6个技术等级中，这一称号位列第三。大厅里因此喜气洋洋，冲淡了一个星期前的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的阴影。其时邓小平已经88岁，还相当健康。

　　半个月后，他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中国历史如同一个螺旋，变革举步维艰，进步常遭逆转，而他将要解开死结。他试图让中国的改革新政成为永久性的，至少也要“一百年不变”。

　　这次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使中国恢复了活力。在那个时刻，邓小平强烈的改革决心使得人心震动。在离开深圳这个城市的时候，当着众人的面，他又要求深圳市委书记说：“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这种言谈风格让人联想起邓小平过去的绰号。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因善于辩论他被同学称为“小钢炮”。而上个世纪70年代，他有个外号“钢铁公司”。不过在退休后，人们已经很少看到他强硬的一面。

　　与当时普通民众的印象不同，“南巡”的目标并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保证改革的持续。

　　在电视上看女子体操的小运动员比赛时，邓小平总是说：“稳一点儿。”在这方面，他一向是杰出的表率。在关于改革的论争最为激烈的1991年，他不动声色。到了1992年，他才围上灰色的围脖，开始了旅行。

　　像邓小平以往的故事一样，这次重要的旅行也带有轻松的逸事色彩。到深圳仙湖植物园他第一次见到了“发财树”。“让全国人民都种，让全国人民都发财。”他说。他登上了深圳的高楼，眺望了香港。在珠海登山时，因为下山道路崎岖，警卫建议原路返回，他却执意选择了新路。他的回答被认为是朝气的体现：“我从来不走回头路。”

　　在深圳、珠海、广州和上海，他总是在提醒人们改革的必要性。他反复强调者，必是值得尊重的常识：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更加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则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次旅行是秘密的，即便是在香港媒体已有报道的情况下，邓小平本人也没有同意新华社发布消息。直到3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改革开放还继续吗？不仅继续，还要被重申和强化。

　　这一年的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表示同意正式使用这个提法，并表示可以用在当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的报告中。

　　在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被更为明确和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

　　在1979年邓小平的头像第二次刊登在《时代》周刊的封面时，这家杂志说：“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能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硬币上转圈？”

　　1992年的南方旅行则让邓小平的头像再次出现在这家杂志的封面上，文章写的则是“航空母舰”在13年里的第二圈。

　　“我已经交卷了”

　　“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谈话中说。不过危险没有在1992年出现，他掌舵完成了“转弯”。

　　十四大刚刚闭幕，女儿邓榕搀扶他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

　　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做出的最后一次重要露面。至此，他一生中的“运筹”已经基本结束。

　　他试图真正地做回平民，就像“南巡”接近尾声时在上海那样。那天是元宵节，节日里民间的欢快气氛令他兴致盎然，以至决心去“买点儿东西”。身边工作人员为他选择了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则向吴邦国借了10块钱，给孙辈的萌萌和羊羊买了铅笔和橡皮。这次经历让他觉得有趣。回来后女儿邓林问：“老爷子你今天逛了商店，看见什么了？”“就看见人了，”他说，“以后再不去了，扰民。”

　　这年夏天，他最后一次在大海中游泳。在北戴河，他一共下海8次，每次游泳约45分钟。护士试图用对一般老人说话那种玩笑式的口吻约束他：“今天下海咱们表现好一点，少游一会儿，明天就还能批准咱们再游。好吗？”但是邓小平不受别人控制，即便他已经88岁了。“好不容易才下去一趟，我才不呢。”他说。

　　这一年的8月，中国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整个中国都已经打上了小平那种务实的印记。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Ｗ·张总结近代中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包括孙中山等领导人，都想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并从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邓小平曾经与周恩来一道制定了“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在其一生中，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不渝的追求。不过，改革开放之后，他把目标调整到了更切实际的“小康”。他已经尽了责任，1993年初，他告诉中共的下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与美国相处的任务也落在了新领导人的肩膀上。美国曾被中国看作是头号霸权，而如今它也是一个制裁者。“银河号事件”就是当时中美关系的晴雨表。这艘中国货轮被美国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而且目的国是伊朗。不过，在接受美国人指导的沙特人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只好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的声明。

　　1993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在分析家看来，与克林顿的会晤并不像双方期望的那么热情友好，但江泽民还是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并建议自己用二胡与美国总统来一段二重奏。这个提议是由翻译造成的一个小误会引起的，令克林顿感到迷惑。但是，正像邓小平在1976年做过的那样，如今的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头号强国的示意是明确无误的：轻松一下，来点儿音乐。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

　　这是一段形势好转的时期，也是一段不够顺利的岁月，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而房地产投资开始兴旺，导致大城市的通货膨胀率比小城市更高。民生成为国家政策的重点，中国的多位国家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说了同样的谚语：“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994年10月1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邓小平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观看了国庆焰火，并留下了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张照片。他已经90岁，到了鲐背之年，皮肤确实生斑如鲐鱼之背，不过他仍不会让自己的头脑局限于琐碎的事务之中。《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描述说，“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钝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国际舆论仍然认为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是“过渡性的”，邓小平决定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的意味。

　　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极具影响力的短文。他委托出席国庆晚宴的薄一波宣读了一份致词，文中要求政治局成员和全体中共党员“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从此，他再也没有特意公开露面。他交棒了。这一次，他做得悄无声息，就像早年在法国雷诺公司勤工俭学时的一个下午，他收拾好工具，没有大声招呼谁就下班了。国庆焰火照亮了北京的夜空，而他已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注入了一段基因，一段源代码。中国以后的一切变化注定会携有他的影响。

　　最后的宁静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一座青砖灰瓦、绿荫满庭的两进的院落里，邓小平不再工作了。

　　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个院落充满了自然界的气息：“果实累累的石榴，层层叠叠掩映着轩窗明亮的二层小楼。院子中央小小的莲花池里，夏莲正开得姹紫嫣红。池中太湖石上流水潺潺，半空枝叶间，间或可闻啾啾鸟鸣。”

　　在这一阶段，邓小平的身体已经变得衰弱了。

　　这一年，在关于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江泽民与董建华单独握了手。其实邓小平时代对此已有铺垫。1986年，董建华的“东方海外”企业曾得到霍英东和中国ZF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渡过了难关。

　　在晚年，邓小平睡前经常看武侠小说作消遣，但与很多人的印象相反，他对这种读物评价并不高。“武侠小说最大的好处就是看了记不住，下次还可以再看，根本不过脑子。”他对邓榕说。

　　他最后3年的生活在《邓小平年谱》中也仅有8页记录。一旦不再工作，邓小平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了。邓林曾说，她给了自己一个电视纪录片的命题，拍“邓小平的一天”，但尝试了几次之后就放弃了。他的日常生活太规律了，太普通了。“你想找一个戏剧性画面，找一个特别有情趣的镜头，找不着。”她说，“所以拍了几次也没成功。”

　　邓小平仍在吸烟。这一年12月22日，因肺部感染他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次年2月7日出院。

　　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发现的那样，他吸的是一种过滤嘴比烟体还要长的特制香烟。以前在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他也吸烟，还使用痰盂。法拉奇却对他印象颇佳。相比之下，很多外国元首尽管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却不能博得她的好感。

　　“他愿意接受非常尖锐、非常深的问题。”钱其琛回忆说。原定采访只进行一次，但采访结束后，邓小平认为这位意大利女记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深刻，所以主动提出再接受一次采访。法拉奇在北京饭店里整理录音，把每一个口头语“这个”都收录在内，然后才发稿。

　　正是各种具备挑战性的问题，为世界留下了更多的、更真实的关于邓小平的记忆。1970年代，当邓小平与美国总统卡特会谈结束时，有人问邓小平，“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反对你的人？”邓小平回答说，“有！”包括卡特在内，每个人都屏息着听他怎么说。邓小平停了一会之后又说：“在中国的一个省遇到了激烈的反对，那就是台湾。”

　　在一生中，他一再证明了人类的常识多么值得尊重，比如说，每个人都喜欢有幽默感的人。比如说：一个生活中有魅力的人才会成为一个有魅力的领导者，平庸者无论身居何处都会平庸。

　　1996年12月22日，邓小平又一次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他的生命只有最后两个月了。他的未竟事业仍有很多，小如中国足球，大如政治体制改革。

　　在医院里，他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说，当邓小平看到自己，他的脸突然红了。

　　2个月后邓小平去世，基于邓小平本人在祛除个人崇拜方面的成功，人们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这年夏天，中国ZF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很多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米粮库胡同深处的院落里雪松、藤萝、海棠和樱桃的婆娑绿影，在这里，一个伟大而平凡的老人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黄河水

（三）
小平逝世新闻如何传遍世界
　之前并非毫无预兆。2月17日那个周一，一位朋友约路透社驻中国记者马珍见面，“必须要出来见”。

　　这位朋友的丈夫当时每天出现在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她告诉马珍，邓公身体不行了，另一方面，马珍得到消息，几个中央领导人提前回京，据此，路透社于当天发出邓小平病危的消息。

　　然而，在之前的10年间，国外媒体多次误报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典型的一次是1995年，有国外媒体报道，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无疑，是假新闻。

　　可是这次，马珍相信是真的。周二，在马珍的要求下，香港、东南亚、美国，在世界任何角落，会说中文的路透社记者都被调到北京。

　　新记者们还没有倒过时差，周三晚上就投入新闻大战，就连摄像记者都上了街，“无论如何，去拍点什么回来。”马珍要求他们。

　　并不是只有马珍们知悉这一消息，当时，已有外国记者靠近中南海西门观察到领导人车队的出入。当天晚上，有点冒失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还跑到了邓家。

　　外国记者们的求证只能通过隐秘方式进行。林洸耀发现，中央电视台15层灯火通明，这证明央视的领导们一反常态，仍在办公。另一路去《人民日报》的同事也带回了信息。此外，天安门广场的JC也多了起来。

　　一切都能交叉印证类似。作为路透社首席记者，马珍拥有独立发稿权，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实在太重大，路透社事先早有要求：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人物的去世消息，必须在新华社确认之后才能发。

　　发，还是不发？马珍打电话给她的领导。领导一番踌躇之后给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答复：自己看着办。

　　事后回想起来，马珍觉得当时已经有99%的把握，可是还有1%不能肯定。“如果你是小报可以赌一赌，如果你是大报，赌错了，你就完蛋了。”林氵光耀说。

　　位于三里屯的路透社北京编辑部都在等待。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专收新华社消息的电传机仍然保持沉默。早已写好的消息静静地躺在待发稿库中。

　　在2个小时的焦灼几乎到崩溃边缘时，马珍说话了，她只说了一句：算了吧，发了。

　　红色标识的头条也只有一句：邓小平逝世。

　　那一刻，是2月20日凌晨2点42分。2分钟后，电传机响了。

　　于是待发稿库中另一条也同时发出：“邓小平逝世。”新华社说。

　　天亮之后，来自路透社英国总部的消息说，在所有世界级通讯社中，路透是第一家发布邓小平逝世消息的。路透打败了美联、法新、彭勃……闻讯之后，北京编辑部的一个男记者放声大哭。

　　这些细节表明一个客观事实，邓小平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政治家。

黄河水

（四）
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最后的牵挂
分配出问题是实践的问题

　　记者：我们注意到，这次邓小平改革与发展思想学术研讨会的一个热点话题是“共同富裕”，这跟当前公众所关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问题有很多交叉点。请问，现在的贫富悬殊跟初期小平理论所强调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否有一定关系？

　　杨春贵(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邓小平所说的“先富后富”，指的是富裕次序、富裕程度的差别，是共同富裕的一个捷径，而不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两极分化，当时之所以强调先富后富，是针对当时“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

　　李占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主任)：邓小平文选三卷翻下来，小平自己讲了很多注重效率的话，但没有说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话是一个中央文件说的，那话在当时情况下也肯定是对的。邓小平提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他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发展快一点的带动发展慢的，加快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捷径”。

　　记者：公众和学界思考的是，中国社会目前所出现的贫富悬殊现象是怎么逐渐形成的？

　　杨春贵：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在第一次分配中，一些人靠非法致富；一些行业靠垄断致富；以及国家公务员在不同地区不规范分配，等等。这些都是违背邓小平所主张的按劳分配和按经营好坏分配的原则的。还有就是在第二次分配中，税收制度不够健全，ZF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公共投入不足，同时也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致使一部分群众未能同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些显然都不是邓小平所主张的。相反，邓小平主张，要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

　　小平关注“两极分化”问题

　　记者：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两极分化和分配不公问题的？

　　许新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部教授)：1985年和1986年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讲过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但那时他对中国能否防止两极分化，既充满自信，又不无担忧。他告诫大家：“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1992年时还说“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但是等到1993年，他的话里面就没有“如果”了，“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看得出，他的担忧在增加。

　　李占才：改革开放之初普天之下都是无产阶级，大学毕业在哪里工作转正以后每月都拿53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地区差”每月62元)，收入悬殊的问题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还不是很尖锐，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看，收入差距的扩大，严格说是在“十五”期间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邓小平对两极分化从始至终一直很警觉，但辩证地看，小平也是有个认识过程的。1986年9月接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他还很自信地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但他晚年时就意识到了分配不公要出问题，1992年底时他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等到1993年跟邓肯谈话时，就意识到“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对此很担忧，“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大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少。”应该说，这时候收入差距问题还不是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很敏锐。

　　初始阶段，邓小平认为只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可以防止两极分化。1993年他与邓肯谈话时明确提出：“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要想防止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必须注重在分配政策方面做文章。

　　记者：要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是如何切分这个“蛋糕”的？制度上的考虑是什么？

　　杨春贵：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提的是一些原则。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制度保证，二是对“先富起来的个人”采取“征收所得税”，三是对困难群众，“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第四，“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钱来办教育、修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增加ZF公共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二次分配来达成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这些重大决策同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是针对新的情况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8610

顶一把！！！！！

淘宝店老板

一代伟人!!

coolingtiger

好铁，顶上！！！！！！！！！！！！！！！！！！

croclly

好贴，顶上去

afire

伟人，，缅怀，，不管怎么样，，改革开放都是对的。

wlg2000

功过自有历史去评书

SimpleBoyDean

再道一声,小平你好

kylin

估计这期南方周末人物得有专题报道

yyhan

小平你好。

黄河水

邓小平的五张标准像1

[ 本帖最后由 黄河水 于 2007-2-22 13:44 编辑 ]

黄河水

邓小平的五张标准像2

黄河水

邓小平的五张标准像3

黄河水

邓小平的五张标准像4

yyhan

一代伟人，逝去咯

黄河水

邓小平的五张标准像5

陈酿

我不语

林克

谢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