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兵、匪、寇-------几个名词折射出来的文化历史心理 上中学时，常在无聊时翻看中国历史课本，有些名称总是会勾起我的小思索，再加上时间上的富裕，小小的总结了一下历史课本中出现的名词，发现，对于入侵中土的敌人，大致有三个名称：兵、匪、寇。这三个词颇有意思。对于汉族统治者的ＢＤ或者在中土执政的正统封建王朝，一般都称为“军”，比如，戚家军、岳家军、汉军、明军等等不一而足，而敌方的军队则多为兵匪寇之一，宋时的辽金元，他们入主中原，铁甲南征，教科书上一般称为辽兵、金兵、元兵，而寇则一般为更外层的侵略者，比如明时的倭寇，近代史上的日寇，美寇，匪呢，比较特别，很少见形容外族侵略者为匪的，一般而言，匪是指内战中的另一方，民国时称***为共匪，建国后的教材，则称国军为蒋匪。这真是颇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是编书者无意识的安排还是有意的措辞，兵者，偏中性，用以形容的辽金元清后来皆以封建正统政权而存在，成为中华历史合法性链条中的一个，而寇则多指流窜之外侵者，明时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成事不足，破坏有余，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掀翻中土政权，始终以窃贼的面貌出现，清季民初的日本形象其实还是一种寇的形象----尽管日本在实际上不再是那种抢了东西就走的入侵者类型了。匪这个词呢是内生于统治者王朝内部的反叛者，明季李自成，被明军成为“闯匪”，清末的太平军、捻军、义和团则分别为清王朝成为“发匪”、“捻匪”、“拳匪”。当然有意思的是近代中国的境况，蒋介石412清党之后，打击***成为“剿匪”红军一般被称为共匪或者赤匪，有意思的是我们成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那就是革命政权打击蒋匪的光辉事迹。匪，什么是匪，如此看来，只有失败者是匪，设想，35、36年中央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把毛的队伍全歼在陕西，而我们成长在青天白日旗下，那么现在对于国共两党的这段历史，这官匪关系估计是倒过来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中国历史，那就只有四个字：成王败寇。
2．成王败寇和政权合法性
成王败寇无疑是中国精英层内心深处的历史意识形态，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在中山先生那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祭的是民族独立的大旗，在蒋中正那里是挥戈北伐，一统中华，用的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在***这里则是农民当家作主，总的而言，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无关，政权的合法性所借助的东西有三个，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大一统意识，另外一个是成历史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习惯，此三者的此长彼伏或者水乳交融，带来的历史朝代更迭，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一般都比较妥善的度过了。在精英群中，民族主义往往会为大一统意识和民众幸福论所取代，明季知识分子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遗老入清，历经康雍乾三代盛世，精英层彻底体制内化，清ZF的合法性比较稳固，如果不是清季世界局势变化，国内小气候已然不可避免的受欧风美雨之吹打，清ZF的合法性危机方才重新被提出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念从来提不上台面，却是最深层的决定性元素，上个世纪的那场二战，日本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和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口号，用更高的认同感来窃取合法性，倘若法西斯在全世界成功，想必此时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应是一种不同的写法----这个想法有些同胞听了会骂我卖国，但是满清是个前车之鉴，异族异姓铁马金戈，扫大江南北，大明王朝呼啦啦如大厦坍塌，对于处于草根的百姓而言，这改朝换代不过是更换了个主子------反正是做奴才，王也好寇也好，这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能安安稳稳作奴才的日子也是难得的幸福。综合而言呢，1895年后为日寇所奴役的台湾，到目前都还有人为倭人张目，说幸亏日本的统治让台湾现代化进程加快---总么讲呢，汉奸总是有的，为什么阿？成王败寇，既然强奸无法反抗，那就躺下来享受，王与寇其实不关大事，黑白随时可以颠倒，本就没有高于人们的天理，王寇问题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有人好像总是在说要区别对待日本国内的友好人士和右翼集团，其实，有些维度是没办法改变的，倭人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左也好右也好，小日本也是要吃饭的，不对外扩张是不行的，问题是作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还是一只嗤牙舞爪的狼，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吃饭哲学就是实用哲学，看看这千年中日交往史，严格的说，日本对中国从来没有所谓的朝贡关系，遣唐使现在为人津津乐道，说什么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其实这与和朝鲜比起来，这纯粹是现代国家的邦交关系，自丰臣秀吉主政日本，大陆政策既定，这个实在不由日本人选择，生存之忧始终是岛国居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你看日本，对外扩张之时大约肯定也是绝对民意的代表，台湾方面曾经制作一个抗日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该片的开始就把中日间的对抗比作一场接力赛，从慈禧vs.明治天皇，到蒋中正vs.东条英机，日本在平稳中交接接力棒，中国呢，历有政权更迭，民初乱象，在这里，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如此看来，民族大于政权，民族主义远比共产主义来的彻底，日本也不外乎民族至上主义，天皇只是个象征，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前面说，成王败寇是一块遮羞布，但是，还是得承认，满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国的文化对之外族，如辽金元清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颇像欧洲史上的蛮族征服文明又复为文明征服，所以，中国人的（或者说汉人）精英层内心深处的骄傲还在，他们觉得他们在顺应另外一种天意，但是上世纪的日本入侵中国，和中国以往的“蛮族-----文明”之间的模式大大的不同，这已经不是纯粹的成王败寇问题了，这成为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民族的优劣说，有清一代，外面的世界斗转星移，坚船利炮成了另外一种文明，这个与冷兵器时代，交战双方武器无质的差别，比拼的只是娴熟程度和强壮程度，所以假如日本犁庭扫穴，如满清入关般击垮整个国共两方力量，我猜想不一定会有八旗融入中华的那种过程，因为，中国人在那时已经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强者通吃的逻辑，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旗子，他的意识形态作用远大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前面在谈论合法性的时候，也说过民族主义比别的主义来的彻底，它的作用大约和宗教相类似，甚至还强大一点，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即使有也仅仅是农民起义借助的一块幕布，单就有清一代而言，乾嘉间白莲教起义、林清理教起义，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中山先生大树民族大旗，我们党的逻辑中，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翻身做主是三条总路线，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解决了异族的问题，国共兄弟关系，破裂决不是主义之争，他们都是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从民族主义来看中日关系，只能承认民族主义是最深层的意识形态，它如此深沉的影响着民族关系，民族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的标准，于是我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会选择大陆政策。而作为大陆民族的中国，得上天的恩赐，辛勤劳作之余尚无大的生存危机，自然不会因为生存之忧而东征西讨。因此如此来看日本入侵中国，应是一种必然，中国的应付之道决不是上街游行，网上对骂，面对一个必然存在外侵可能性的民族，最好的办法是，落后时绵里藏针、暂时隐忍；平衡时处处压制阻其发展，领先时瞅准时机，捏死他！
4．历史问题我之见
老有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愤愤不平，faint，有什么好不平的阿，说句实话，换成我是日本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前面说过，民族主义是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我首相首先是对主流民意负责，日本人因为被上帝扔到小岛之上，扩张是他的民族最高利益，扩张靠什么啊，曰前仆后继的被洗过脑的大日本帝国军人们，死者已矣，本无意义，但是祭奠死者能激励生者，这就是参拜的逻辑，对日本而言，对外扩张是生的要求，要么和平的扩张，要么武力的征伐，和平和武力都是手段，但是民族主义是最深层的意识形态这一终极存在，使得武力和武力的使用者---军人成为民族最可依靠的力量，于是乎，参拜应是一种必然，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讲，当汉武唐宗，国力如日中天，哪个不是广布天威，传播王化，犁庭扫穴，征讨蛮夷？对那些为我们所征虐的民族，我们又可曾道过歉，赔过礼？远的不说，共和国历史上的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又何尝不是对弱小民族的侵凌？九十年代与韩国建交，韩国提出一项要求就是为韩战给韩国民众道歉，中国打了个马虎眼，韩国媒体后来揭露，一时舆情激愤，和越南大约也如是，冒昧的揣测，中越间的矛盾是否真的到了武力解决不可得程度还是邓公为了树立合法性威权，转移国内矛盾？而这些历史上位中国所肆虐的国家，对中国又将是一种什么感情？我们道过歉没有？我们指责别人的双重标准时自己也在那个庐山之中，个人认为，党对国人历史感的覆灭是灾难性的，教科书对抗战历史的片面化完全可以与日本人对教科书的歪曲相提并论。如果真的以己观人，也实在无话可说。
5．实用主义是一种吃饭哲学
延续我之前一贯的观点，学习哲学三年，发现一部哲学史，学下来只是一种博学的隐喻，分析问题的方法，只觉得马克思主义能说明心灵层面和工具层面之外的东西，在客观规律的天网下，实用主义是真正的运行逻辑，每观时事变局，概莫能外，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吃饭哲学，我深为赞同，用吃饭哲学来解释日本人的扩张本性太恰当不过，而用民族主义是一种根源性的意识形态，来看中日两国的争端，参拜与抗议之博弈又颇为合理。
谢子荃
《联合早报网》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jp070608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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